2023年9月8日-10日，由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区域文化研究院、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敦煌民间信仰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主办的“中国区域文化研究院2023年度青年学者工作坊（四）敦煌·文化·信仰学术研讨会”在安徽芜湖召开。来自兰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聊城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安徽博物院、滁州学院、安徽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和文博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及我校20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历史学院副院长韩家炳教授主持。9月9日上午8点，安徽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徐彬教授，代表学校对与会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本次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次会议的举办，将会为敦煌学在安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是为中国区域文化的研究拓展了领域。期待与专家们有更深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们中国区域文化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区域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小春教授，向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介绍了中国区域文化研究院的建设宗旨，主办《中国区域文化研究》辑刊的情况，期盼专家们能够多关注、多支持研究院及辑刊的工作。

本次会议分为四场，采取主题报告与相互评议的方式进行。与会学者围绕敦煌文化信仰相关论题展开研讨，选题涉及历史学、文献学、哲学、民俗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讨论热烈，新见迭出。

第一场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伍小劼副教授主持。聊城大学吕德廷讲师《佛教中敲击骷髅故事的流传》指出，7世纪之前，佛教艺术中手持骷髅头的青年男子或老年婆罗门形象常出现于犍陀罗艺术、新疆石窟、莫高窟、云冈石窟及中国北方的造像碑中，故事主人公在汉传佛教、巴利文、梵文和《一千零一夜》记载稍有不同，并考察了四种书写之间的关联。评议人安徽工程大学李梅景讲师认为，文章在搜集和整理佛教中敲击骷髅故事上，梳理关联的《一千零一夜》中“亚历山大与弱小民族的故事”及其与印度佛教的渊源都有一定的贡献，还可以继续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故事的传播和流变进行复原。安徽师范大学张勇教授的《大慧宗杲“看话禅”诗学价值谫论》指出，名噪丛林的皖籍高僧大慧宗杲“看话禅”扭转了南宋诗风，使其由“偃蹇狭陋”转向“通透圆活”，还使得“参”“悟”“活”被纳入了诗学理论范畴，大慧宗杲与南宋诗人有着广泛的交往，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定源教授认为，大慧宗杲对南宋禅林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影响了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前人对于大慧宗杲的研究多局限于佛教方面，较少从文学和诗学的角度研究大慧宗杲，因此有必要从多个学科研究大慧宗杲的生平和年谱，也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深入研究与交流。清华大学张重洲博士后《晋唐时期弥勒信仰在敦煌、高昌传布考》，通过考察敦煌、高昌弥勒信仰的源流，阐述了晋唐时期高昌和敦煌地区弥勒信仰传布的概况和缘由，弥勒信仰后续的衰落与存续情况。安徽师范大学周莹讲师认为，文章材料丰富，弥勒信仰传播的两条线路十分清晰且有新意，但是关于中原的定义还要考虑，北朝作为多个政权存在的时期，各个国家对弥勒信仰传布的比重应有所不同，下生信仰的传入早于上生信仰也需要数据支撑。安徽师范大学林生海副教授《敦煌写本所见人神信仰探研》，基于敦煌写本归纳出敦煌人神的不同类别，据此考察敦煌的地域文明特色。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徐浩副研究馆员认为，文章将以往以个案研究为主的敦煌人神进行重新梳理，使我们看到敦煌人神信仰的地方特色，同时与中央保持的高度一致性。至于《刘家太子传》是否为太子信仰等还需斟酌。

第二场会议，由兰州大学的刘全波教授主持。南京师范大学赵大旺副教授《“以众轻成一重”：唐宋时期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通过量化研究指出，社人在丧葬活动中提供的物资在普通家庭可承受范围之内，并非以往推测敦煌社邑成员主要来自社会中上层。商丘学院乔磊讲师认为，文章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资料扎实，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至于“社邑中的贫穷人如何定义”“他们又是以何种方式而结社”学者们之间展开了讨论。淮北师范大学赵晓芳副教授《从向死到利生：晋-唐吐鲁番墓葬功能的转变研究——以衣物疏和砖志为中心》讲到，吐鲁番出土衣物疏具有“向死”功能，砖志具有“利生”的功能；二者的此消彼长表明从4世纪到7世纪的历史时期，当地人对生与死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墓葬的功能也从单纯的宗教活动场所向兼具教育、娱乐、政治的社交中心转变。安徽师范大学刘萃峰讲师认为，吐鲁番的衣物疏内容带有一定的祈福性和宗教性，此地的衣物疏与砖志之间的传承关系更为明显，南方地区则是两者共存，文章跳出了简单的文本分析过程，已经进入到考古学的范畴，并就其中的一些问题点展开讨论。上海师范大学伍小劼副教授《胡适晚年<读十王经>》梳理了1930年代胡适对中国禅宗史的研究，1950年代胡适晚年集中于中国佛教疑伪经的研究，继而对《阎罗王授记经》产生浓厚的兴趣，此后持续关注中国宗教中的太山、太山府君、阎罗天子，以胡适晚年读《十王经》为切入，指出其佛教研究的特点，既体现了胡适的研究水准，又有自己的独特思考。聊城大学吕德廷讲师认为，此篇文章交代了胡适研究《阎罗王授记经》的前因后果，使我们对胡适的敦煌学研究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文中叙述个别时间的先后似可再考虑。

第三场会议，由清华大学张重洲博士后主持。安徽工程大学李梅景讲师《奥登堡与列宁“终身友谊”说辩证》，深入考辨俄国敦煌学家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奥登堡与列宁的“终身友谊”说。上海师范大学伍小劼副教授认为，该文使用了大量俄文原始材料，考辨敦煌学术史上的关键人物有其重要价值，但是把“终身友谊说”以二人有几次会面呈现给读者是不妥的，二者并不能完全等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研究馆员徐浩《据点勘记判定藏经洞写卷原貌》，利用点勘记考察藏经洞开启前的原貌，将其与现代缀合复原结果加以比较，追溯了敦煌写卷外部形态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南京师范大学赵大旺副教授认为，该文对研究者使用敦煌写卷帮助非常大，稍显不足的是文中未曾说明“预设点勘时间和和入藏的时间之间是否有间隔？”上海师范大学张慧洁博士的《由上图088V论敦煌文献底稿史料研究价值》，通过比对上图088V文书底稿和正稿，对太平兴国三年抄经活动的性质、组织者和抄经人员变化的原因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王道鹏讲师认为，文章从一个小断片来谈整个底稿史料的价值稍显不足；使用“探讨抄经活动的性质”的表述有待商榷，官方组织与官方背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安徽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闫启鑫《许承尧“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藏经》，从许承尧其人，到晋写经残子册、唐经残纸十一段及影印六朝经、唐写救疾经小卷、唐写涅槃音义经卷、草书写经残幅等多副敦煌经卷，就“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藏经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安徽师范大学林生海副教授认为，末代翰林、徽州大儒许承尧是徽学与敦煌学关联的重要人物，安徽藏敦煌文书不容忽视，并就许承尧藏经的保存情况提出请教。

第四场会议，由安徽博物院研究部金鑫副主任主持。上海师范大学董大学副教授《敦煌遗书与唐代<金刚经>的诠释与传播》，以台中图51号《报思金刚经文》、北敦8263号《金刚波若波罗密经注》和北大《金刚经咨议》三件写本为例，分韵文解经、批注式解经、问答式诠释三种方式，揭示了唐人理解和接受《金刚经》的不同形态。淮北师范大学赵晓芳副教授认为，以往佛教经典研究更加关注一些高僧大德的注解，相对于普通僧众如何学习佛典，如何加深对佛典的理解和记忆，甚至他们相互之间如何沟通和交流的研究较少，该文为我们展示普通僧众如何理解《金刚经》提供了一个多元而详实的面貌。上海师范大学定源教授《敦煌、吐鲁番出土<金刚暎>写本及相关问题再研究》，就现存《金刚暎》写本概况，《金刚暎》的作者、书名与内容，《金刚暎》的流传与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安徽师范大学张庆路讲师表示，简牍研究的角度和敦煌学研究有共同之处，文中对敦煌文书的识读和校订十分精确，重视文书格式，运用典型的文献学方法，足堪借鉴。滁州学院韩传强教授《敦煌写本“达摩论”述要》一文，在梳理诸种“达摩论”文本的基础上，就其产生的原因、嬗变、流布形态及其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兰州大学刘全波教授《敦煌写本S.6011+S.6160<文赋体类书甲>汇考》，通过对S.6011+S.6160两件破损严重的写本汇校，考辨指出二者属于同一内容不同抄本的《文赋体类书甲》，指出将敦煌本《籯金》《文场秀句》《记事新书》以及S.6011+S.6160《文赋体类书甲》置于赋体类书的编纂史、发展史中，一个完整的赋体类书的编纂发展史就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清华大学张重洲博士后认为，文章从历史学和文献学的角度注释文本，并对具体内容进行相应考察，利用了详细的史实材料，其中多处提到的马匹等与晚唐五代的军事和经济相关活动有关，可进一步探讨。

闭幕圆桌会，由上海师范大学定源教授与安徽师范大学林生海副教授共同主持。学者们围绕汇报内容继续讨论，并就会议主题各抒己见。定源教授总结发言表示，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能在芜湖这座美丽的城市与各位研究敦煌学的同仁一起交流学术，从中收获良多。也感谢林老师带领会务组同学的付出，期待敦煌学后续拥有更好的发展。林生海老师对与会学者再次表示感谢，希望未来还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多多交流，相互砥砺。

据悉，此次会议是林生海副教授在2019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敦煌学立项突破的基础上，在安徽师范大学开设敦煌学课程“敦煌吐鲁番文书研读”，举办“敦煌与敦煌学”“安徽与敦煌学”学术讲座之后，本年度在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以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课题组而发动，联合省内高校、安徽博物院及长三角高校青年敦煌学学者，在安徽举办的敦煌学研讨会。薪火相传，以此为契机也将是安徽敦煌学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