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飞（1907-1986），江苏昆山市陈墓镇人（今昆山市锦溪镇），原名陈文鹭，笔名振飞、（陈）问路、余无辜等，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的进步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的战地记者、中国二战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正飞先生曾受邀至天安门前观礼，并在胡乔木的安排下，于1949年10月调入新成立的中国新闻总署任秘书，与乔冠华、范长江等共事，同时兼任北京辅仁大学副教授；1950年，辞去新闻总署工作，专任辅仁大学教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调至安徽师范大学 任副 教授、教授。直至1986年去世，先生在安徽师大工作生活凡三十年。

“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陈正飞早年就开始积极投身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加入国民党，但因与恽代英通信联系较多，故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曾在1935年因为掩护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和中共潜伏在国民政府的谍报人员刘思慕（著名新闻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抗战开始后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卷入著名的“神秘西人案”，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追捕近半年之久，并因此与黄维祐（即 黄 君珏，抗日女英雄，使用双枪，活跃在太行山区，在反扫荡战斗中弹尽粮绝后跳崖壮烈牺牲）、杜任之（派去山西策动抗日工作的地下党）、冯玉祥等人结下深厚友谊。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时，陈正飞正在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其辅修专业是历史专业）。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令每一个爱国热血青年都义愤填膺，复旦有包括陈正飞在内的14人分别是“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左联”（“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们都积极行动起来，组织数次全校师生大会，演讲和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并联合全市学生进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抗日等，结果14人都被指认为共产党员，随后当局从后门进入，包围了复旦学生宿舍，部分学生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陈正飞因为当初进入复旦大学读书时，在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余楠秋帮助下谋得一个图书馆的工作，算是复旦的员工，不住在学生宿舍，且得到了同事的通风报信，故而及时地从前门坐“野鸡汽车”（陈正飞语）跑掉了，但工作也失去了。

“七·七事变”后，奔走于前线后方，采访朱德

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不断高涨，国共又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陈正飞于于1937年11月为宣传和报道抗日工作而进入中央通讯社，到职后五六天，就奉命第一批从南京疏散去汉口，乘船溯江而上。陈正飞回忆，船上都是国民政府机关的人员如孙科、翁文灏等。他对这些国民政府的要员似乎很是看不惯，他回忆说，这些大员们给外交部西州司一个姓高的司长举行结婚典礼，而立法委员狄膺还大声地学狗叫来逗乐，先生慨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在武汉，陈正飞先是在18集团军办事处作外勤，又在中央社做编辑，同时与刘思慕等人为赋闲在汉的冯玉祥、李济深及其属下高级将领“讲学”，主讲国际时事与抗战形势，每周两次，直至冯玉祥有新任命才告结束。

1938年秋，陈正飞被中央社任命为战地特派记者，辗转于太行山区约有年余时间，先是在卫立煌司令部，却没什么具体差事；于是决心深入敌后，历经艰辛，沿白晋公路去阳城、晋城、高平、长治一线采访报导，经由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牺盟会”）活动的第三、第五区，当时山西大批旧县长逃跑或不安心于职守，遂由牺盟会或流亡青年取代，他们朝气蓬勃，抗日热情、坚决，密切协同八路军作战，陈正飞深为触动。最后，陈正飞到达朱德总司令所在地的辽县（即左权县），受到朱总的接见并多次采访之，写成的题为《晋东南抗战根据地的浮雕》2万字的长篇报道，发表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的《民报》上（可惜陈先生所采访的第一手资料在文革扫四旧时被抄走，不知所终）。至1940年春抗日战争已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而国共摩擦也不断增加和公开化，陈正飞遂决定离开中央通讯社赶赴赴重庆，在以激烈号召抗日而闻名华夏的《益世报》任编辑主任，后又改任新办的成都《国民日报》的“主笔”。自1941年3月至1945年10月为大时代书局做编辑工作，兼给重庆《国民公报》、香港内迁的《财政评论》、宋婓如主编《战时日本》、王昆仑主编的《中苏月刊》、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等刊物写稿，笔耕不辍，分析二战及抗战形势，呼号全国军民坚持抗日。1945年10月，他奔赴台湾，亲历报道了 10月 25日 的台湾地区日军投降仪式的光辉时刻，并保留了受降仪式中使用的三支签字笔的其中一支，这支珍贵的毛笔后被赠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倾心二战史研究，为中国战场正名

陈正飞 先生熟悉多种语言，尤其擅长英语、日语和俄语，他一生的论文、著作、译作（包括未出版者）达几百万字，真可谓著作等身，其研究涉及历史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等诸学科，涉猎极为广泛，但作为一名国际问题专家和一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亲历者，他尤其醉心于二战史的研究，被公认为中国二战史研究的先驱之一，正因为如此，在1980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公推为首届会长。

抗战正酣之际，陈正飞就开始着手二战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搜集二战史原始资料，1946年便陆续主编出版了《二次世界大战史料》（六卷本），其中的3卷（即1941—1944）由陈氏亲自捉刀编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正飞虽逾古稀之年，却常以“将被十年浩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和“司马迁‘腐刑’之余能写《史记》”以自勉，奋力拼搏，誓以余生之年撰写一部比较有份量、有观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补国人研究之空白。陈正飞指出，做出巨大民族牺牲的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尤其要告诉世界，中国战场尽管没有像诺曼底登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攻克柏林那样的震撼人心的大战役，但直到日本投降时，中国战场都还拖住了100万日军这一事实，阻止或大大延缓了日本“北进”、“南进”步伐，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球战略的实现，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那种过度拔高美苏等西方国家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而贬抑中国的做法必须得到纠正，这些观点只是近些年才流行于中国学术界，但30多年前正飞先生业已做振聋发聩之声。

先生对于日本的见解尤其值得后人借鉴，他说：“日本这个民族是最善于‘认真地作假’的民族，凡是不必花钱而对日本有利的，它就会全力以赴，如鲁迅像的揭幕、周总理诗碑的揭幕、鉴真和尚探亲……只要牵涉到利益的地方，它就会斤斤较量，寸步不让：钓鱼岛是我们的，它就加以‘事实上的占领’，宝钢的设备是‘日货换铜钿’……中日友好的宣传我们是过分了，日本的侵略本性是不会变的。”鉴于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和日本的种种极右言行，正飞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跃然纸上。

关于那本近百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正飞先生从亲自查阅、借阅资料开始，到1978年着手写作之时，他已体弱多病，高血压、冠心病、房颤、心衰等疾病缠身，常不得不住院治疗，但仍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坚持写作，断断续续到1983年底，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总算写完了96万字的初稿。1984年春北京新华出版社同意接受出版，但正飞先生却在书稿审阅期间于1986年因心力衰竭而病逝人间，终结其对真理、进步的追求、探索和奋斗的一生。（历史与社会学院 徐尚平）

陈正飞照片 

陈正飞与朱德、朱光合影 

陈正飞与漆克昌、陈斐琴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