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文/刘洪悦  图/吴雪琪）10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受邀来我校讲学。12日下午3点，杨教授在外国语学院多功能厅做了一场题为《中西思想对话中的中国文化》的学术讲座，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余国升主持，法学院院长彭凤莲、学报主任马陵合等文科学院教师以及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聆听。

杨慧林教授认为，东方智慧始终对语言和主体的限度具有高度自觉，这当为现代西方思想引出一层真切的理解；而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特质本身，又可能在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中得以凸显。在当今世界的种种冲突和“共同价值”的探索中，“从外部反思中国”将再度激活我们自身的传统，并理解“价值”背后的差异和缘由。

他从近几年中外对话的困惑说起，交流中的不解、误解、难解说到表达，甚至自我理解，自我表达，如何向别人表达等，这些都是问题；然后引申到中国文化如何表达自己，到底能给世界什么，如何才能有效地盘活巨大的文化投入，也仍然是一个问题。

他认为在理解、表达和对话中，语言把人区别开来，正如基督教中Abraham和伊斯兰教中的Ibrahim，因为语言的不同，各自打上了不同的文化标签，而区别开来，具有不同的文化ID，彼此隔膜开来。但实际上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易卜拉辛其实所指都“是”那个先知。其实所有的称谓，都不过是谓词“是”在构建着不同的身份主体，在这里陈述着不同文化，从而枝蔓开来。

任何陈述性语言对于其所陈述的本质都是不恰当的，……‘是’ 既非感性也非理性，既非肯定也非否定，既非内在也非外在，既非主动也非被动，既非在场也非不在场……。它将自己交托给一系列称谓，却召唤着另一种表达；它甚至超越了陈述性话语的秩序和结构；它并非‘是’什么，也不说这个‘是’究竟是什么”。因此世界不是unity one，而是uncertain two.

但正是在对话中的语言才使我们相互理解，才使我们更好理解自己。所以对话中要找到互释的地方，根的地方，生命力的地方，激活对方的生命力，或者用对方来激活自己的生命力，这样思想就会在对话中得以理解，相互照明。

相互照明的东西恰恰不是同，而是异，只有他者的存在才能反观自我。如果都叫亚伯拉罕或者易卜拉辛，则不能照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文化的特性来。

这种“异”不是外在的显现，而是要找到内在的逻辑，找到形上语法“形而上学语法”，要从tradition，而不是traditionalism中去寻找资源。中国形上语法是“对极性”关系而西方式是“我是”句法，在中西思想对话中两者扮演着重要角色，二者之间也具有转换的可能。无法充分显现的普遍理念通过“东西”式的相互关系得到一种显现的形式，任何一极又都只能以另一极互为前提。“主体不是建构性的，而是被建构的。”

杨慧林教授从语言的形上语法，从内在逻辑来剖析中西对话的可能和内在资源，这本身就已经是“形上”思考，而没有停留在表象的争吵热闹中，高屋建瓴。可见杨教授的宏观统摄能力、睿智的洞察力和对问题思考的穿透力。在叙事中展开逻辑的思考和探索，寓思想的探索于趣味的叙述中，幽默、有趣、而常带机锋。 

    杨慧林，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主要从事宗教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近年的主要著作有《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China, Christianity and Questions of Culture（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