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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大力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进入黄金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有明一代，君臣崇尚文雅，列圣之著述，内府咸有开板……故其篇帙繁富，远过前人”。而藩王宗室的藏书又堪称其中翘楚，不仅历时绵长而且分布广泛。

有明一代，封爵宗室须接受朝廷赏赐的大量图书典籍，“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所以，明代的宗室几乎都会在王府建立规模不等的藏书库阁，“有藩府邸必有藏书楼”。这些历时绵久、规模宏大、门类齐全的宗室藏书，对所在区域的文教风尚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众所周知，明清统治者对民间藏书禁忌颇多，《大明律》规定：“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图像、金玉符玺等物者，杖一百。”而所谓“应禁之书”无疑是一张漫天文网，不管民间收藏的诗歌酬唱、戏曲清谈，还是经史注解、天文历算，都可能纳入其中。

而宗室藩府游离于统治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享受着较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在通常情况下，只要他们恪守对君主绝对的忠诚，明中央政府就会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足够的自由。所以，宗室敢于收藏一些宫廷不屑且民间又不敢接触的书籍资料，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善本精刻。比如，私藏天文历法之书一直被视为意图谋逆的大罪，但郑府朱载堉不仅收藏天文历书，而且还直接参与编著历书。他于万历九年（1581年）完成了自己第一部历法理论专著《律历融通》之后，又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编撰了两部新的历法——《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这对于民间藏书家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宗室藏书还搜罗了不少民间风靡一时，但被朝廷认定为“无根妄言”“不经之谈”的各类小说、杂剧。比如，早年的宁王朱权曾将府藏北曲曲牌350余种，并附录相应元明杂剧作家小传、作品评价及戏曲术语等内容汇编为《太和正音谱》2卷，又名《北雅》留世。它是现存最早的北曲曲谱，也是研究元明戏曲难得的原始资料，价值之大毋庸赘言。在府藏曲目的支持下，朱权还自创杂剧12种。周府宪王朱有燉在戏曲收藏和著述方面同样厥功甚伟。《诚斋乐府》收录其所作杂剧30余种，质量甚佳、流传颇广，晚明文坛领袖钱谦益赞之“音律谐美，流传内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其中，成就最高的四部分别是《香囊怨》《团圆梦》《仗义疏财》《豹子和尚》，前两者为爱情剧，后两者为水浒戏，都是明代中后期严令禁止的曲目。可当时明宣宗朱瞻基除了赐给朱有燉“优衣一袭、磕爪一板”稍具讥讽之意外，别无其他惩治。由此可见，宗室藏书著述有远较民间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也正是在他们勇于收藏创作的推动下，前代至明的许多优秀“禁书”才得以保存至今、福泽后人。

随着明代宗室群体文化素养和品鉴水平的不断提升，很多藩府已经无法满足于对图书典籍的被动收藏，转而精选经史子集径行开板雕椠，甚至自行著述，刊印传世。据明代学者周弘祖《古今书刻》的统计，至少有15处宗室藩府从事自刻书籍，凡所刻种类达142种；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则计为31府，凡244种；今人张秀民综合各家论述及相关资料，认为计有43府，93人，359种之众；弋阳王府刻书56种、蜀府38种、楚府26种，分列藩府刻书的前三。当然，这些也仅是现存可见可考的数据，当年宗室自刻书籍鼎盛时期的数量已经渺不可知。

藩府自刻书籍较采购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其所提供收藏的书籍品相、质量极高。因为当时稍具规模的宗室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刻书机构，如晋府有宝贤堂、赵府有居敬堂、徽府有崇德书院、鲁府有敏学书院等。这就充分保证了宗室自刻书籍无论是在印刷版面上，还是内容校勘上均属珍刊善本，品质直追宋元版籍。嘉靖朝晋府自刻的《唐文萃》《宋文鉴》等文集汇编，万历朝吉府的《二十二家子书》，崇祯朝益府的《茶谱》21种，号称众多藩府精刻中的三大经典之作，享誉一时。总之，诚如潘承弼、顾廷龙所评价的：“明时藩邸王孙袭祖宗余荫，优游文史，雕椠之业，迈轶前朝。”

凭借着丰沛的藏量、精良的刻工，一部分文化修养极高的宗室开始亲自操刀著述。前文述及的宁王朱权于经史子集、医卜星象、三教九流无不有流传之作，“古今著述之富，无逾王者”。毫不夸张地说，明代20余宗室藩府几乎都有著述流传，涉及领域更是包罗万象。现仅以史学和文学为例，宁府著有《汉唐秘史》《通鉴博论》《史断》《文谱》《诗谱》等，晋府著有《宁夏志》《河南通志》《开封府志》《圣典》《谥苑》等。《宁夏志》开辟了宁夏地区编撰系统地方志的先河；鲁府所著之《宫省览声录》《典故辑遗》分别是历代年号和本朝典制考据的佳作；郑府的《醒世词》和《勤有文集》则清新隽雅，别具风格。

除流连于文化艺术殿堂外，明代宗室们还难能可贵地关注实务，甚至涉足科学领域。周王朱橚鉴于“国土夷旷，庶草蕃庑，考核其可佐饥馑者四百余种，绘图疏之”，名为《救荒本草》。该书载录了414种野生药材，增补先前本草所未载的就达276种，“皆详核可据”。另有《普济方》100余卷，全书共分12大类，收788法、61739方，附图239幅，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方剂学著作。前述郑府朱载堉编订了新的历书，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他还重新推算了回归年的长度，并通过日影实地测得了北京的纬度和地磁偏角。数学方面，朱载堉在珠算上进行开平方、开立方计算，得出了求解等比数列，首创十二平均律，提出了“异径管说”，设计并制造出弦准和律管。物理学方面，他精确地测定了水银密度，解决了完全八度和纯五度的和声问题。

明代宗室藏书作为一个涵盖藏、刻、著三位一体的文化体系，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之功，也有呼应时代的开创之功，在明代独树一帜，对中国传统藏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都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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