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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报】刊发我校新传学院赵昊教授理论文章《长征摄影图像的生产、叙事与多维传播》

  • 时间:202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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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转载如下: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踏上长征征途。在战事频繁、行军紧迫的艰险环境中,仍留存下一批摄影图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与相关人员的图像传播自觉。这些图像多摄于行军关键节点,以合影为主,建构了长征的真实视觉形象,成为珍贵的历史影像档案。业界普遍认为长征摄影图像数量稀少,学界现有研究多为概略梳理,尚未形成系统深入探究。因此,全面整理并深入解读长征摄影图像,既能以图证史,为历史提供深度注解,也能拓展长征研究的学术视野,并为文艺再创作提供史料基础。

拍摄实践与表达特征

长征图像的拍摄者涵盖四类群体:经停地及陕北等地的照相馆从业者、参加长征的照相馆从业者、掌握摄影技术的红军指战员,以及到达陕北后的外籍记者等。现存可见的长征途中照片,相当一部分出自途经地照相馆从业者。例如,王震在向毕节苗寨头人李贵忠等14人宣讲红军宗旨与长征情况后,请照相馆人员拍摄合影,极具宣传意识,亦反映出邀请照相馆人员拍摄的情况。参加长征的照相馆从业者,主要为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陕西凤县双石铺偶遇的两位拍摄者,由戴季英雇请拍摄,后跟随部队。掌握摄影技术的指战员因胶卷匮乏,长征途中拍摄者寥寥。现有资料中,耿飚回忆录明确记载:“长征中我有一架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吴德峰也拍摄了一些照片。到达陕北后,影像拍摄趋于主动与仪式化,数量大幅增加。既有据行军路线、战斗状况、军队隶属等形成的纪念性合影,如《红二方面军部分同志长征到达陕北后合影》(1936年)、《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一军团政治部全体人员在陕北合影》《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一部》《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一部》《长征到达陕北的部分彝族红军战士合影》及《强渡大渡河勇士与斯诺合影》(斯诺,1936年9月)等,也有指战员在照相馆的个人留影,如《红六军团的战友到达陕北后合影》(1936年)等。此外,还出现系列反映红军东征、西征等战前准备与战后合影的图像。这些图像直观呈现了长征胜利后部队处于阶段性胜利与相对缓和休整氛围中的真实状态。与此同时,外籍记者斯诺进入陕北等地,拍摄了大量反映红军到达后人物状态、组织形态与日常生活的照片,马海德等也拍摄了系列图像,丰富了相关视觉档案。这些图像虽非摄于长征行军途中,但与长征紧密关联,从侧面反映了部队序列与胜利后的情形,由此一并纳入长征摄影图像的整体考察。长征图像的生产是在物资极度匮乏条件下,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动态过程,不仅忠实记录了历史场景,更以可见的方式,印证了红军在艰难转战中始终未曾松懈的宣传意识与形象建构能力。

长征摄影图像以静态化合影为主导,战事新闻、行军节点、会师集会等多数场景均以合影形式呈现,亦有少量行军途中或会议现场的纪实快照。肖像照构成另一重要类别,如陶汉章回忆红二军团教导营留守毕节期间(1936年2月),他“带领大家到照相馆照相,每人用8毛钱照一张4寸的相”,学员们“第一次得到自己的相片,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折射出普通战士对摄影的朴素认知与自我形象的珍视。萧锋、赵镕等亲历者在日后出版的《长征日记》中亦附有征途中的个人留影,从侧面印证了长征途中摄影活动的持续存在与自发延续。这些图像以合影为主体、辅以抓拍与肖像,在静态中建构了长征的视觉记忆,也在个体肖像层面留下了红军指战员对自身历史在场的影像自觉。

长征图像呈现出碎片化与系统化并存的二元特征。受战争环境、物资条件与拍摄主体的分散所限,照片多以散落形态留存,外观上呈非连续性;但这些看似零散的影像实则内在隐含着一定的组织逻辑,以合影、集体照为主体构成的视觉档案,在主题、形式与功能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而在社会与后世的接受中逐步凝聚成相对系统化的长征影像体系。这种自下而上的碎片积累与自上而下的体系整合,使得长征视觉形象既保留了历史的真实质感,又完成了从零散记录到统一象征的意义提升。

内容类型与构成逻辑

长征摄影图像以合影为主导,亦散见行军、会师、会议等现场记录,抵达陕北之后题材日趋丰富多元。细读与解析图像,可还原彼时的历史情境与人物精神面貌,使这批影像成为长征精神直观的视觉注解。

目前,我们视野中的长征图像多摄于红军攻占城镇后的相对休整期,拍摄地多为新占领地,具备稳定的活动空间,这为留影提供了现实前提。因此,图像本身便成为阶段性胜利或成功突围的直观印证,真实记录了军队行进状况,更从侧面反映了战局由被动转向主动的缓释状态。例如《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合影》(1934年10月)直接对应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的会师;《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于湖南澧县合影》(1935年9月)则从侧面显示出面对敌军围剿仍保持从容、稳定的状态。这类拍摄极具仪式与纪念意义,传达出红军在连续转战中难得的“可控时刻”。

从人物状态看,图像具有明确的纪念性与宣传自觉。如《红六军团解放湖南新化县城后团以上干部合影》(1935年11月)题记写有“我军南征胜利占领新化城”,《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二师第四团第一连指战员攻占山西襄陵》(1936年4月)也有手写题记,可见拍摄者与合影者对胜利的清晰认知。类似案例还有《红二、六军团部分干部在长征途中于贵州省大定县城合影》(1936年2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于1936年在甘肃省宫合镇合影》(1936年)等。在这些合影中,将领们或站或坐、姿态自然,部分甚至直接坐于地面,显示出疲惫中的安定、紧张中的松弛,是相对胜利后释放压力、重整形象的身体表达。这种留影意识折射出红军在极其艰苦条件下依然保持组织秩序与集体形象的精神结构。从排列结构看,集体合影既有序排列,又因拍摄条件简陋而带有临时性和随机性,形成有序中的多样。背景环境多为驻地、城门口等,虽就地直拍,但摄影者有意识选取简洁、整洁、具有象征感的场景。这种对背景的控制,反映出物资匮乏条件下红军对自身形象的重视。除集体照外,还有单独合影,如《红二十五军部分指战员在两当县合影》《吴焕先与徐海东在甘肃两当县城合影》同为1935年8月拍摄,从同一背景可判断为集体合影后另行组织的个体留影。长征途中单独合影中多见红军将领与少数民族人员,反映出红军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是民族政策的自觉图像表达。到达陕北后的合影,更注重以部队编制或战斗序列为集结依据,人物关系分明,清晰呈现出红军的组织架构与战事脉络。长征图像是阶段性胜利、组织状态、民族关系与形象建构的主动见证,从集体到单独、战场到驻地,构成了一部可见可感的长征视觉档案与精神图景。

在现存长征摄影图像中,直接反映行军动态的场景极为罕见。《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重伤员和7名女战士乘木船渡过渭河》(1935年8月)展现重伤员与七名女战士挤满木船奋力渡河的情形。拍摄者选择了具有象征性与特殊性的渡河群体,呈现了重伤员与女战士乘船、其他指战员涉水渡河的实况,凸显了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与视觉张力。《红二十五军渡渭河》(1935年8月)真实展现了众多战士渡河情形,视野开阔,突出动态。这两幅照片是目前所发现的极少数的行军状态照片。此外,尚有操练图像存世,如《红军战士休整时在大庸出操》(拍摄时间在1934年11月至1935年3月之间),图中红军战士列队整齐、动作有序,节奏感突出,是目前所见长征途中罕见的操练场景图像。此外,亦存有街头宣传的动态场景,如《红军在遵义街头宣传的情景》(约1935年1月),捕捉了宣传员在众人围观中挥手讲演的瞬间,极具现场感,反映攻克遵义后随即展开政治宣传。渡河、操练与街头宣传三类图像,分别从转移的紧迫、休整的训练以及新占领地的动员三个侧面,补充了长征途中视觉档案中动态行动影像的稀缺。

如果说渡河、出操与街头宣传反映了长征途中的“进行时”,那么会师图像则标志着阶段性目标的“完成时”。 红军在各阶段的会师图像气势恢宏,如《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坪镇会师》(1935年9月),站立与坐姿人物排列形成层次感,整齐的动作形成强烈的节奏感,成为长征摄影中的经典之作。《徐海东、刘志丹在庆祝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大会上》(1935年9月)则展现了两位将领在台上讲话的情形,注重神态捕捉,讲话图像在长征摄影中实属鲜见。此外,系列成立大会与联欢大会的图像,如《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现场》(1935年9月)亦极具现场感。这些图像共同构成了长征影像中极具分量的篇章。

此外,长征后续活动具有系列摄影图像,如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首次战役直罗镇战役的《参加直罗镇战役的红一方面军机枪连》等,同时在红军东征、西征中,出现了《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1936年2月)、《东征前红军指战员深入前沿侦查敌情》(1936年)、《红军东征先头部队强渡黄河挺进山西》(1936年)、《抗战之声》(斯诺,1936年)、《红一方面军部分指挥员在宁夏豫旺堡》(1936年11月)等渡河、侦查、会议及合影等图像,展现了长征结束后的系列军事行动及效果等。长征前及刚出发的时期还拍摄了一些人物肖像、合影等照片,同样成为重要的资料,丰富了长征图像系统。

在系统梳理长征图像的过程中,发现部分现有照片的相关标注存在可商榷之处。例如《红十五军团庆祝直罗镇胜利大会一角》(1935 年 11 月),有影像研究者提出照片场景应是永坪会师庆祝大会(1935年9月),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将《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于湖南沣县合影》标注为1935年8月,实际应为同年9月红二、红六军团向湘西转移、撤出澧县之前所摄;将《强渡大渡河勇士与斯诺合影》(斯诺)标注为1936年8月,实际应为1936年9月;还有《红一、二、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于1936年在甘肃省宫合镇合影》,拍摄地也有写作宫和镇,但应为宫河镇,属于地点名称标注错误。此外,部分图像的标注尚有精确化的空间,以《红二、六军团部分干部在长征途中于贵州省大定县城合影》为例,原照片题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分局工作人员摄影 一九三六年二月长征中摄于贵州省大定县”,据此可对该图作出更为准确的定位。可见对图像的时间考证与标注校正,是深化研究的基础。

长征摄影图像以直接拍摄为核心,采用质朴纪实手法,真切呈现了红军指战员的真实面貌:整洁却各不相同的服饰、消瘦而坚定的神态、昂扬而不屈的战斗意志。图像中可见指战员之间亲密无间的队伍结构,透露出坚定、从容的革命信念。拍摄实践中,排列秩序深受重视,不少合影经照相馆人员调度,形成富有节奏感与象征意味的组合,如《红六军团解放湖南新化县城后团以上干部合影》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居于军团长肖克与军团政委王震中间,前排五人紧紧握手,足见当时状态;亦有部分合影为摄影者自拍,如《吴德峰、王震、张子意在贵州黔西县政府大堂合影》(1936年2月)等即出自吴德峰之手。这种以真实为本、以秩序为形的视觉表达,既为长征留下了珍贵群体肖像,也使大众感知红军虽历尽艰辛而斗志不减的精神风貌,进而在抗战语境中坚定了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信心与认同。

传播路径与多维影响

长征摄影图像在传播初期,主要借助报刊、书籍封面及插图等形式广泛扩散。其来源渠道多元,包括外籍记者投稿、中共相关人员主动提供,以及国民党在红军撤离苏区后从当地照相馆搜获的部分红军出发前照片。媒体出于满足大众猎奇心理、推动全民族抗战动员及新闻报道等多重动因,对长征图像予以刊布。抗战时期,长征图像的传播承载着多重意旨:反映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统一性,彰显人民军队发展的延续性,昭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精神信念。这些图像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也为当代长征史研究及长征精神宣讲提供了重要的视觉资料。

抗战时期传播的长征图像,多由红军人员主动提供给前来采访的外籍记者。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记述,康克清临别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藏族同胞的照片相赠,坦言:“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长征的照片,这张照片很珍贵,我想你会喜欢的”,照片展现了两位藏族同胞负重前行的形象;詹姆斯•贝特兰在《华北前线》中也写道,王震翻着相册,逐一指出各军事指挥官的留影以及在数省转战中穿着不同服装的红军照片,还说明“这是在长征时照的”等。这些记载从侧面印证了长征途中摄影活动的存在,所提供的照片经由外籍人士的著述与媒体报道,获得了广泛传播。

长征摄影图像在抗战时期广泛传播于解放区、国统区乃至境外。国统区《文摘》《抵抗画报》等媒体刊载的图像,主要为外籍记者在陕北所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华北前线》等著作则刊载了外籍记者拍摄及中共人员提供的图像,部分图像还传播至境外。解放区《晋察冀画报》第4期(1943年9月)以《红军时代的生活》专题,集中刊载了初到陕北为主的系列图像。这批图像以其客观、直接、生动的视觉呈现,使观者得以直观感受红军指战员的质朴着装、整齐风貌与昂扬精神。

系列图像对大众认知党领导的抗战事业、树立必胜信心产生了积极作用,并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青年投身人民军队。在证明与认知层面,图像形成了针对性的辟谣实效,以不可置疑的视觉证据,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虚假宣传,有力反击了其对相关报道的恶意攻击。正如海伦•斯诺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中所言:“埃德的文章刚一发表,南京就给他扣上‘说谎骗人’的帽子。直到他的照片发表后,这类攻击才有所停止”。与此同时,相关图像经传播,也让大众感知到红军从转战到胜利的历程,进而提升了社会各界对红军的认知与认同。詹姆斯•贝特兰在《华北前线》中观看王震提供的红军照片后感叹:“由于他们有着这种困苦的经验,所以第八路军能不畏困难,特别地能适应对日军作战的条件,实在不足惊奇”。这一评价,正是长征照片所承载的红军精神在抗战语境中获得现实转化的生动注脚。

解放战争时期,相关图像的传播进一步推动大众对红军的认知。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图像广泛用于书籍插图与纪念馆展陈,在红色文化宣传教育方面持续发挥作用。在学术层面,这些影像从历史摄影角度,为还原长征人物状态与历史环境提供了重要参照,有助于推进对历史事件与人物心境的深入探讨。在艺术领域,这些图像为长征题材的美术、影视作品提供了人物造型与环境设定的形象蓝本,发挥着原型参考作用。如《红小鬼歌舞队》(苏静,1936年)即为《红星照耀中国》(沈嘉蔚,油画,1987年)部分人物造型的参考来源;《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部分团以上干部在甘肃庆阳宫合镇合影》成为《旗帜》(晋海松,水彩画,2008年)的相关造型参考来源。谢晋曾在谈艺录中指出:“我们都看过长征的照片,红军到达陕北时还有人戴瓜皮帽、穿各式各样的皮袍子,这都是从地主那儿弄来的,一看这些照片,人们就知道长征是怎么一回事”,充分说明了长征照片的重要参考价值。

长征摄影图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价值。相关图像在抗战期间广泛传播,生动展现了红军的力量;在其后各个历史时期,又持续服务于长征精神的宣讲与弘扬,发挥了显著的教育效果。值此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回望这些珍贵的摄影图像,令人再次为画面中彰显的精神所感染。

原报道阅读链接:【中国摄影报】http://dzb.cppfoto.com/DefaultM.aspx?use_xbridge3=true&loader_name=forest&need_sec_link=1&sec_link_scene=im&theme=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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