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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系副教授仇凤仙历时五年写就的《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将正式出版。

2015年起，“高龄农民工”话题开始进入公共视野，2017年，仇凤仙开始着手主持研究“第一代农民工”相关课题。她通过大量走访、发放数千份问卷以及面对面访谈，对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群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分析。

在她看来，第一代农民工离开故土进入城市务工，通过劳动，当然地获得了经济收入上的比较利益，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尤其是当“代际跨越”这一初衷未能实现时，他们的人生被添上了一抹悲凉的色彩。这本书，和她2022年4月出版的《倾听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实践研究》，以及她正在筹划的“大国小工”选题，将构成“农村老年三部曲”，她希望以此有助于深入审视农村社会，并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经验资料。

他们像鸟，在不同城市间迁徙

仇凤仙先后访谈了200多个农民工，籍贯涉及四川、山东、河南、内蒙古、云南和安徽等多地。这里面有不少是在工地旁或者马路边偶遇的，她一眼就能看出，那些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人，就是她的研究对象。

这样的访谈随机、突发，双方不会有任何提前的安排，让人觉得更可靠。

多年的田野调查，让仇凤仙拥有很多经验，她能让那些心怀戒备的陌生人打开话匣，向她倾诉人生的际遇。她在为上一本书《倾听暮年》做调研时，远远看到晒场上闲坐的老人，就凑过去，坐在脏兮兮的小板凳上和他们拉家常，慢慢的，周围的老人们都围了过来，话题完全打开。

2018年，她去昆明开会，在路边偶遇几个当地农民工，她就站在那和他们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农民工们平均年龄50岁，不会说普通话，双方连比带划，很是费劲，但却给了仇凤仙很多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那次街头访谈，让她了解到云南当地农民工的生计比她想象的还要差。云南偏远山区耕地少，以山林地为主，为了保护环境，山林地的开发和利用又有着诸多限制，这样一来，村民家中的生计来源更少，被迫出来打工。“和土地、自然的那种长期依存的关系被割断了，这是他们进城务工的主要原因，打工收入也不高，但远比在家乡要好，所以他们不愿意回去。在云南和四川等地，这样的情况很多。”

她在芜湖火车站遇到过一位50多岁的东北人，在芜湖三桥建设工地务工，桥修好了，他要去往另一个城市寻找新的工作。

仇凤仙觉得他像候鸟，在不同城市间迁徙。

他告诉仇凤仙，十几年前，东北的工作很好找，但现在不好找了，最主要的原因是限煤，到了冬天，高污染的工厂全关了，最先失去工作的就是农民工。

仇凤仙觉得有点“涨知识”：不和他聊，还真不知道这种季节性的生产模式，芜湖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她还在访谈中见识到了这位农民工的乐观豁达。

她问：“你年龄大了，总不能老这样在外面打工吧。”东北人瞅她一眼：“我才五十多岁，算什么大呀。”

她又问：“你孩子也都不在家，就剩老伴在家，种着几亩地，万一她生病了怎么办呢?”东北人答：“要是大病我就回去，没大病就随她在家怎么弄，人不能活活被病死呀。”

2019年12月，仇凤仙和同事许云云老师去西安开会，她没坐高铁，而是选了绿皮火车，火车上有很多返乡的农民工，都往西边去。

她带了100多张调查问卷，卷子上列了70多道选择题，包括“外出务工时长”“收入情况”“眼下最关心最担忧的事”“干到什么时候退休”“将来有什么打算”等。火车开起来，她就挨个发，十几份问卷发出去后，引来不少农民工的注意，他们围过来，纷纷伸手要问卷。

这个时候，乘务员过来制止。

为了能在这趟绿皮车上做调查，仇凤仙提前做了很多准备，打印了情况说明，找学校盖了章，还带上了工作证，来表明自己是有单位的人，是做调研的。

她把这些材料拿给乘务员看，没用，乘务员告诉她，“我只认铁路部门的批文。”

问卷发放被中止了，仇凤仙想和农民工们聊天，也被制止，乘务员让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如果再不听劝，就要叫乘警了。”

“他们看上去很苍老，硬损伤很多”

问卷调查从2018年12月份开始，中间因故中断了一段时间，2020年又拾起来做，做了两年多，2022年结束时，共收集了2500份。

被访者分布在全国各地。

仇凤仙带的学生，有不少家在外省，放假时，她就让学生带回老家，在当地做问卷调查。

有个重庆的女学生叫覃元林，现在已经在安徽省一高校工作了，春节回家时她带了400份问卷，全家人帮忙，在当地挨家挨户上门发放，过了一个很特别的春节。

还有一年暑假，女学生高慎香回老家山东做了500份问卷调查，她骑着小电驴，跑了很多村子，晒得漆黑。仇凤仙让她做完一个问卷调查给人家一块钱，“表示一下心意”，高慎香就拿着手机找对方要收款码，人家死活不要，后来，她再上门发问卷时，就背一袋子一元硬币，填完问卷，就硬塞给人家一枚。

像在暗房里冲洗胶片底片一样，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整体轮廓，在这2500份调查问卷里慢慢显现出来。

问卷显示，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农民工占83.85%，外出务工年限超过20年的占41.22%，外出务工20年以下16年以上的占10.98%，没有和雇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占64.24%，女性农民工占25.72%，在健康自评中认为自己没有大病的占62.65%，对未来抱有乐观的人占40%，“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尚可，再加上家里有其他经济来源的支持，让他们的压力不会太大。”

但实际上，被访者的健康状况都不太好。仇凤仙总结认为，第一代农民工在健康状况方面拥有一些共性：比如他们外表看上去都很苍老，大都比实际年龄要老上几岁甚至十几岁;比如身体的硬损伤很多，肩膀、胳膊、腰、腿这些部位疼痛是普遍现象;还有在高污染环境里工作导致的伤害，有位被访者长期在上海一家帆布包加工厂里工作，空气中充斥着刺鼻呛人的味道，最终他得了红斑狼疮。

被访农民工基本上没有谈及精神生活。问卷里有一道题涉及到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向谁倾诉?”结果显示，向家人和亲友倾诉的占74.54%，选择向打工时认识的当地人倾诉的仅占8%。

清晨的劳务市场，工友们聚在一起等活来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年龄在40多岁到50多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存钱的几乎没有，因为他们的子女要么在念书，要么到了结婚成家的时候，农村的高价彩礼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他们的劳动所得，全都要付出给家庭，“这个结果也符合我们学术界关于储蓄的U型理论，中年人，四五十岁这一段，储蓄是处于最低点的。”

不同年龄层的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和养老的规划也不一样，这一点在问卷里体现得特别明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如今已经六七十岁了，他们知道子女和孙辈都靠不住，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开始有了养老的意识和行动，开始主动存钱，“我问那些在社区做保洁、绿化的老人，他们说工资是日结，一天能挣80块钱，他们把这钱都留给自己。新农合一个月150块钱，一天挣80块钱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2020年仇凤仙访谈过一位姓项的老人，老家在六安，当时已经73岁，在合肥一家养老院做护工，包吃包住，月工资4500元左右。老人告诉仇凤仙，他老伴患有白癫风，他得出来挣钱给老伴治病，“我问单位有没有给他买保险，他说那是城里人才能有的，能挣点钱在身上就不怕了。”“他们想的很简单，为自己晚年生活多一点经济储备，心里就会安稳些。”

“我们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

怎么界定第一代农民工?学术界的定义是，凡在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出生、并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人群，都可以视为第一代农民工。按这个算法，第一代农民工里年龄最小的在40多岁，年长的约六七十岁甚至更老。

仇凤仙曾访谈过一位70多岁的女农民工，年轻时去上海浙江等地打工，不停换厂换工作，遇到农忙时，就抽空回来一趟，忙完农活回去继续打工。年龄大了后，回到老家，仍然打零工，后来找到一份环卫保洁的工作，一个月1800元，她很满足。

老人回忆说，在城市里打工，最让人难受的就是“怕被人看不起”，她吃饭时专找路边的小摊，那里是农民工比较聚集的地方，平时几乎不和城里人搭讪，“我们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

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时，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松动，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仍然隔着一层无形的身份壁垒，这也导致农民工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城市的边缘群体。他们担心遇到城里人的喝斥，担心被当作小偷一样防备，所以尽可能将自己与城市隔绝开来，城市里的公园、商场、图书馆、娱乐场所，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唯一将他们与城市连结起来的，就是工作，他们只在因为乡土属性而构建起来的圈子里活动，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社交圈。

但是，第一代农民工身上，又无一例外地背负着“代际跨越”的使命。

仇凤仙访谈过一位熟人，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家在皖北农村，是村里唯一一个高中生，上世纪90年代，他成了村里第一批外出务工的一员。外出务工前，因为找不到门路，他找到一个远房亲戚，给人家送了礼，然后被带去了上海浦东。

浦东正在大开发，他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了活，当时全国平均月收入不过300元至500元，他一天能挣10块钱，觉得太好了。但是活太苦太累，受不了，他在工地上搅拌混凝土，胳膊每天都是肿的。

浦东建设完了，他又随别人去了广东，进过工厂，在工地上呆过，多年下来，腰疼、腿疼，落下半身毛病。

那些年，他爱人一直在家带孩子，做留守女性。他跟爱人说：我负责挣钱，你负责把孩子带好，不用管其他的。

为了多挣钱，他尽量不回家探亲，因为“回老家要路费，还要给老人们亲戚们带礼物，回家一趟支出太大。”遇到午收秋收，农民工大量返乡，老板会高价留人，他就留下来，最长时，他有三四年都没回家。

某年暑假，爱人带着孩子去和他团聚。有一天晚饭后，他带着家人去爬工地附近的一座小山，爬到山顶，四面开阔，他们看到了夜色中的城市在漫无边际地铺展，他感慨地说，唉，这眼前的万家灯火，将来有哪一扇窗户里的灯光，是我儿子的呢?

仇凤仙觉得这个农民工“很有情怀”，“他从来没为自己打算过，想的只有孩子，这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外出的最大动力。”

他的两个儿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在城市里安家立业，年过半百的他，现在仍然在打工，替孩子还房贷，但对他来说，这已经是“甜蜜的负担”。

这位农民工在外打拼了30年，终于实现了“代际跨越”，但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

“代际跨越”之痛

仇凤仙用“4D”来形容第一代农民进城就业的工作类型。4D分别是Dirty(脏)、Danger(危险)、Damage(损伤)和Difficult(就业困难)。

除此之外，第一代农民工还较多地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得立马返乡。

资料显示，从流动政策变迁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社会流动可以细分为松绑期、调控期和积极引导期三个阶段。

1978年~1988年，国家逐渐取消对农民进城开店、务工经商的政策限制，由此形成了1989年的第一次“民工潮”。

1989年~1999年，为了减少“民工潮”对城市的冲击，各地采取严格控制措施，农民外出务工势头减缓。1992年后，为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又开始放宽对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由此出现了1992年的第二次“民工潮”和1994年的第三次“民工潮”。1990年代中后期，由于农民进城务工、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峰叠加”，一些城市对农民工再次采取限制措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第一代农民工面临着“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尴尬局面，这使得他们长时间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群体。

时代的变迁，也清晰地勾画出不同代际的农民工的命运线条。“第一代农民工是以‘生存—经济’预设为条件的外出务工逻辑，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们挣的钱，都要用来接济家庭开支，尤其是子女的成长。到了第二代农民工，他们都是1980年以后出生，属于发展自我型的，他们挣了钱，很少给家里，大多都用来改变自身的处境。到了第三代，是00后了，他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城市，成为新型工人和城市新市民的一部分。”

改善家庭经济，实现“代际跨越”，几乎是所有第一代农民工的梦想，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仇凤仙在调查和访谈中发现，拼命干活，拼命压缩自己的消费空间，是农民工们积攒财富的唯一方式，“像上世纪90年代，一个农民工一个月能挣两百多，省吃俭用，刨去少得可怜的开支，能寄回家两百块钱，这可是很大一笔钱，当地盖一套大瓦房要四五千，他攒上两三年就能盖上一套了。”

但想要实现“代际跨越”，则要艰难的多，很多农民工的子代，命运并没有改变，仍然陷在原地。

和“举家随迁”模式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属于个体流动模式，他们外出务工后，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由于亲情缺失，缺少陪伴、引导和教育管教，孩子很难养成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走入社会后，竞争力比较弱，社会化韧性很差。”

仇凤仙想起2018年的一部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里的“三和大神”，“那里面拍摄的靠打日结工生存、干一天玩三天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很多就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

让他们工作是最好的关怀

在调研中，面对“将来有什么打算?”这一问题，第一代农民工中最多的回答是：哪有什么打算，干到干不动时生病了就不干了呗。

两年前，仇凤仙在一篇文章里呼吁给农村老人多提供一些好的工作机会，结果被一位专家批评说“没有人文情怀”，专家说，他们要休息，你却还让他们去工作。

仇凤仙觉得，很多人并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村老人的真实处境，让他们休息，谁来给他们提供经济支持?工作恰恰是对他们最大的关怀。

她调研过的一位老人，75岁了还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正规的建筑工地进不去，就在乡村里帮私人盖房子，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对农村老人来说，他们没有退休的概念，也没有机会可以退休，只要活着，只要能动，就总要劳作。

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或正在步入老年，他们的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给出一个让人安心的答案。

但仇凤仙还是对此抱以乐观，她在调研中感觉到，第一代农民工很少有成为城市人的想法，他们和乡土的牵绊很深，也从未真正脱离农业生产，当他们在城市里失去工作机会后，最可能的选择是，重新回到故乡。

“我觉得政府首先应该在制度层面上共建一个老年友好型社会。第二个就是生计落脚点的问题，他们早晚要回到农村，不如提前在农村搭建能容纳他们的空间，比如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安排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的生计，让他们力所能及参与乡村建设，并通过劳动获得报酬。他们在外务工多年，受过良好的训练，有专长，有见识，一定能够发挥作用。”

原报道阅读链接：【安徽商报官微】https://mp.weixin.qq.com/s/ngOhvaOFNd8iwEtYWjHp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