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转载如下：

仇凤仙是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从本科开始就在关注农村老人群体的养老问题。她打小生活在农村，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她的研究群体都是自己村里（李村）的老人们。她发现随着社会变迁，老人们的地位和角色都在发生变化。体力上弱势的他们，自身价值的“有用”和“无用”是由当地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子女的需求决定。在这个村庄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被量化和经过理性计算的。仇凤仙说之所以自己去做这个调研，是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到农村老人的养老处境，“我见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把真实的情况说清楚，让大家看见他们的人生悲欢。”

口述 |仇凤仙

记者 |彭丽

编辑 |王珊

选题的提出

我是读本科时才开始关注到我们村老人群体养老问题的。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生活成长的李村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村庄，在安徽北部，由14个自然村构成，5000人左右，是个大村落。村子地势平坦，主要种植粮食作物，离县城15公里，离镇上5公里，104国道穿村而过，不算太偏。但一直到2010年以前，我们村都是以务农为主，很少有人做小生意，也不像临县有自己的特色产业。村里人的生活算不上富裕。

从我有记忆之后，我们村最大的变化发生在2010年前后，那时农业发展还可以，村民手里有了些积蓄，开始比谁家的房子盖得好，都从一层的平房变成了两层的楼房，沿着村庄内部道路排开，从外观上看起来整洁干净“阔气”了不少。但这种“阔气”可能只是针对村子的中壮年一代。他们是新房的拥有者和居住者。新房后面的耕地上有一些低矮破旧的简陋小房，住着的是这些中青年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辈，他们很少能够得到精心全面的照顾。

我的外婆就是如此。她在儿子分家之后搬到这样的小屋居住。直到她年纪太大了需要人照顾，才去到孩子家由儿女轮流赡养。她有6个孩子，一人照顾一段时间，说不上孤单，但经济上很不宽裕。她没有收入来源，6个孩子都在忙着谋自己的生计，经济上无法给予更多的支持。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过年晚辈回去看她，按习俗她是要给孩子压岁钱的，她给不出，我看得出她很难受。

《四个春天》剧照

70多岁时，外婆得了食道癌，那时还没有农村医疗保险。而且在这个年纪得癌症，对于农村人来讲不管是老人和子女，都是默认放弃治疗的——子女承担不起治疗费用，只能借钱给老人治病，老人自己也不愿意拖累子女，就以不愿意受罪为由，拒绝治疗，主动放弃生的机会。我记得很清楚，放假时我去看她，我们吃饭，她只能在旁边看着。我坐在那里很难过。我买了两袋牛奶给她喝，单价也就五六块。但她说，“哎呀，我以前就很想喝这个，但现在喝不下了。”

我们村还有一个老人，他把土地分给儿子后，由儿子每年提供定量粮食赡养他。老人没有零花钱，自己养了几十只小鸡，想卖鸡蛋换点钱。儿媳不愿意，她认为老人用粮食喂鸡，是在浪费她的粮食，即使老人表示不够吃也不会再要，儿媳也不同意。因为看到老人为了养鸡，到处捡庄稼，她觉得这样村里人认为是他们没给够粮食、不孝顺，老人最终只能卖掉小鸡。

我以前在村里，在那样的氛围里，每家都是这样，并不觉得这些事情反常，但本科读书出来后，我才知道原来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像我们村的老人一样生活，他们退休后有退休金，早上会去公园遛弯打太极，身体好的还会去旅游。而我所在李村，大部分都是跟外婆和那个养鸡老人一样境遇的老人。

《人生果实》剧照

2008年，我去安徽师范大学读研。我们做社会学研究的，在做论文调研时都会在熟悉的地域做研究，因为易于入手。比如社会学家阎云翔就回到他青年时待过的下岬村写出了《私人生活的变革》。我在选论文题目时就想到了回去研究村里的老人。我是在某门研究生课上提出的这个想法，被任课老师驳回，他说，写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农村老人生活改善了很多，还有各种助老活动和帮助农村老人就业的政策。

我其他来自农村的同学也有些不理解，觉得关注这个意义不大。我后来回想，他们对农村的感觉可能和我不一样，我是工作5年后读研的，同学大多是1986年生人，普遍比我小了7岁左右，他们没见过农村温馨、热闹的样子，他们在成长期经历的已经是衰败的农村，已经空心化，他们更多希望能通过读书离开这里。而我知道的农村，除了有老人们日渐单薄的声音外，还有热闹的过往。

在我小时候，如果谁家结婚或生了孩子，就会大唱3天戏曲，那时村里的老人、年轻人、孩子都会过去围坐在一团，像《刘秀杀妻》这种戏曲，很多人都会看哭，然后还回去念念不忘地第二天来看下一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县里的戏剧团就已经名存实亡，村里很少唱戏了。现在结婚的仪式就是吃个饭，喊专业的人来吹个喇叭，不再是热闹的场景。我在研究里也想去比对这种变化，尤其是变化下老人的生活，就这样写了自己的研究生论文。

《平凡的世界》剧照

土地争夺中的父与子

2010年，为了完成硕士论文，我回老家调研了3个月。那时我发现，老人和年轻人的代际冲突主要是在土地耕种权上。如果不外出打工，土地就是我们村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们村人均土地多，一个人可以分到三亩多地，每一家有十几亩地很正常。但土地的收入是微薄的。我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小麦一斤3角钱，亩产在500斤左右，棉花可能有7、8角钱一斤，亩产二三百斤，因为播种时间相同，种了小麦就不能种棉花，一亩地一年可以赚百来块钱，十几亩地也就一千多块钱。和我同年纪的，一般家里有三四个孩子，80后出生的一家也有两三个，所有人的生存都指着土地产出开支。2000年左右，国家出台了“添人不添地，减人不减地”的30年长期土地承包政策，每家拥有的土地是固定的，所以当时李村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是，老人60岁以后就要把土地让出来给儿子，进入了提前养老的节奏——即使他们依然身体不错。这就像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样。儿子则回报父母以养老资源，比如说粮食。2000年左右，儿子一年会给老人供应600斤左右的小麦，再给若干零花钱，当然数量很少。

《隐入尘烟》剧照

并不是所有土地权的转接都顺利。2010年我采访的一个老人，他65岁左右。他告诉我，儿子和儿媳1995年结婚，两个人都有土地，但是一年之后生了孩子，孩子没有地。分家时，儿子和儿媳妇就一直要求给孙辈分地，老人不愿意，因为老人自己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他们因为这个吵了几年架，还有肢体冲突，最终两边各退一步，儿子一家分到了两个半人头的地。还有相对极端的例子，有个老人不愿意把自己的三亩地给儿子，他的儿子开着拖拉机到了地里想要占田。老人就站在田里不走，儿子说你不走我就开过去了，最后关头，老人爬起来跑掉了。并不是说儿子非要置父亲于死地，但这就是一种恐吓和博弈。在我看来，这种争夺与孝不孝顺无关，生存是第一位的，子代有子代的诉求，老人有老人的诉求，大家也没有能力去寻找外面的资源。这样的冲突也体现在宅基地上，我们村关于宅基地有严格的规定，家有一个儿子，村里会分给这家一处宅基地。有两个儿子就给两处宅基地，这也包括老人现在居住的地方。2010年，70岁的老人，一般会有三个以上的孩子，4个也很常见，其中儿子可能有2、3个，老人得分两三次家。老人将宅基地、土地给了儿子，老人自然而然无处可去。他也没能力再为自己去盖一个好房子，就到村落边缘的田里搭一个简陋的小房子，供自己生活，我们那里称这些为“老人房”。

《隐入尘烟》剧照

这类房子一般用北方垒院墙的空心砖搭建。砖头大，耗材少，容易垒，缺点是空隙也大，冬天容易漏风。房子面积大概在10平米，够放一张床，再加一张比较破旧的小桌子和凳子。老人自己的衣服可能就叠在床上或者挂在墙上。田里不属于居住区，没有电线，所以老人房里也没有电灯，一进去你就感觉灰灰的，很暗。稍微孝顺的孩子，会给老人再搭一个简易的棚子，就是小厨房。那几年回家，我发现村里这样的房子不断增多，我统计过，2008-2010年，村里可能有50%的老人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他们一般在生命最后快要离去之前才会被子女接到家里，放在堂屋咽下最后一口气。我现在都印象很深的是2010年调研时拍了一张照片，那天大雪纷飞，一个老人穿着旧外套，站在自己的老人房门口。他家的门不是铁门也不是木门，而是用草做成的帘子，卷着放在一边。一眼扫过去，可以看到床上铺的被子也都很旧，甚至可以看到从空心砖里透出来的光。我不认识他，也没有去聊天，我当时看到很难过才停下拍了张照，我想这些老人怎么老了以后都这么可怜，真的是一无所有。

从“无用”到“有用”

到了2013年以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老人房逐渐没人住了，荒废在一边。这跟村里年轻人出去务工有关系。当时劳务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特别大，出去基本上就能找到工作。我们村男性主要去上海、广州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女性则去服装厂、玩具厂里工作。我记得我的妹妹还有几个表弟，都是十五六岁刚读完初中就出去工作了，妹妹是去南通的纺织厂，表弟们是去上海的工地上干活，后来又去广州等各个地方跑。有一次，我回村调研，走在村里只遇到了两个年轻人，一个在带孩子，一个是回来看望生病了的父母。这时候，年轻人在外务工所得远远大于在家种地所得。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老人从之前的需要与子代一起争夺土地、需要子代提供粮食赡养的“无用”之人变成了“有用”之人，他们可以帮助子女看家、带孩子、种地。比如我调研的一个年轻人今年30多岁，在外面做建筑工，他家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中，一个读村里面的小学，需要父母帮忙带。也因此，老人房搬到了儿子的楼房，很多老人房就这么闲置了。

《喜丧》剧照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被更加量化和理性计算。在这种情况下，代际冲突的激烈程度就小了很多，但养老大多还只能靠自己。那段时间，我采访的每一个老人，8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有两三亩田，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大概有5、6亩田。这几乎是他们所有的收入来源，儿子很少会再给其他的钱。我访谈的一个老人今年70多岁，有4亩地，以前他还会种棉花、红薯等经济作物，那些太耗体力，年纪大了后他就改成种一季黄豆、一季小麦。一亩小麦产量七八百斤，一斤1.2元、1.3元，算下来是4000元，一亩黄豆产量2、300斤，一斤3元左右。除去成本，他一年可以挣四五千块钱。他有肺气肿，这些钱他要用来给自己买药，日常支出。他的老伴高血压、脑梗，两个人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像这样的老人，已经算不错了。这就是农村老人面临的新处境。不过，年轻人都出去，村里偷盗猖獗，老人们也是无助的。有一次我去调研。一个老人和我说，2个月前，她和几个老人一起坐家门口晒太阳，家里大黄狗就在不远处趴着，两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过来，手里拿着狗钳子，看都没看他们一眼就开始抓狗，他们想去抢，年轻人就拿着大棍子威胁说过来就打他们。这不是窃而是直接抢。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报警，老人告诉我，偷鸡摸狗最多关几天，得罪了这些人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万一他们过来报复怎么办？最终老人们连养羊都不养在外面，而是圈养在自己的小屋里。在调研中，老人们虽然很少谈及自己的情感，但我是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自己价值丧失的无奈。有一次调研时，我问起原来村里的场屋在哪里，场屋是计划经济时代村里的中心，开会等集体活动都会聚集在这里，现在已经没了。有个老人快80岁了，他听到之后很有兴致，把带我过去看。他就跟我聊了很多这里的历史，很怀念那个年代。很多老人说那个时候热闹、人多，那时老人是有社会地位的，是实实在在的一家之主。有老人和我抱怨，现在年轻人聊天，他们一凑上去，其他人就跑了。老人的交往也变得越来越同质化，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坐着聊天。

《一切如你》剧照

在李村，老人们已经基本没机会参与村落的公共活动。村里婚丧嫁娶的仪式对现在的老年人来说几乎是唯一一次彰显他们价值的机会。比如丧事里的“破孝”，即关于亲近程度不同的亲属应该带什么样的白孝布，长、短、宽都是有很严格的约定俗成的规定，这些细节只有村里的高龄女性老人才知道。这个如果错了，会被认为是怠慢。2014年，我妈来帮我带孩子，住得不习惯，她着急回去的理由就是邻居去世，她必须要到场帮人“破孝”。

儿女的无奈

其实，在村子里，老人们的境遇其实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的儿子孝不孝顺。访谈每个老人时，我几乎都会问他为什么不靠儿子养。有个70多岁的老人就和我说，他儿子自己会被他的孙子将来赶到哪里去都不知道，怎么顾得了他。这听起来有点悲哀，但也是事实。在李村，假如一个老人70岁，他的孙子现在应该正在上大学或者到了结婚的年纪。他的儿子很可能是农民工，他要面对的是比父辈更沉重的压力，比如越来越高额的彩礼，以及儿孙辈想要在城市里发展的需求，他很难在感情和经济上顾及到自己的父母。你要知道，目前农村里结婚，在县城里买房是标配，我们县城的房价是6000元左右每平，首付就要二三十万。还要加上彩礼和其他，光现金加起来就要几十万。某种程度上，我能理解这些老人子女们的不容易。我的父亲今年80来岁，母亲也有74岁，我自己也面临着赡养老人的问题，和做研究的感受完全不同。做研究时你会想人老了的生活太凄惨，当女儿你就会明白有很多身不由己的地方。我的兄弟姐妹比较多，家里1个哥哥4个女孩，有一个妹妹在外地，其他三个兄弟姐妹都在县城买了房，县城开车回去只要十几分钟。父母大事、小事都有人照应，我的压力会少一些。

《老后破产》纪录片

我们姊妹几个在家里装了一个摄像头，可以看到父母每天在干什么。我会经常和他们打视频，给他们买药、买衣服，给我爸买贵点的烟。他们和李村的其他老人一样还种了3、4亩田，不拿我们给他们的钱。目前我的父母亲身体都还算好，不需要我们提供额外的照顾，因此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聊过照顾的问题，都是凭心去做。但我也在想，如果我的父母真的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了，我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反复问过我自己，但是我发觉无解。单位可能最多给我请一个星期的假，我也不可能辞职去照顾老人。他们也会不安，我也有家庭需要照顾。把他们接到我家也不现实，我在城里面的房子不大。父母也不愿意来，他们不适应城市里的生活。我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我在家乡的其他兄弟姐妹，他们负责具体的赡养，我在经济上予以支持，时而去探望。如果家里面兄弟姐妹都不行，最终就只能把他们送到养老院去。这些都不是个体的问题。现在我在学校附近做一个新研究，研究对象是来城里打工的农村老人。这些老人来自附近皖南地区的农村。皖南地区不像皖北，一家可能就一两亩地，不足以支撑生活，他们只能出来找活干。这些老人基本都是60~70岁，在小区里做保洁，工作日结，80元一天。他们和劳务公司对接，劳务公司每天早上8点开车把他们拉到城市小区里，晚上再统一开车把他们送回村里各自的家，第二天继续。像我认识的一位老人今年75岁了，还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正规的建筑工地进不去，就在乡村里帮私人盖房子，一天能挣100多元，对农村老人来说，他们没有退休的概念，也没有机会可以退休，无论如何都要劳动。我一直在想，与其让这些老人经济困顿，不如给他们提供一些好的工作机会。我前两年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呼吁，被一位专家批评没有人文情怀，说他们要休息，你还让他们去工作。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很多人真的不了解农村，让他们休息，谁来给他们提供经济支持？工作恰恰是对他们最大的关怀。

《喜丧》剧照

李村的老人们很少人会出来工作，但是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在为自己争取一些权益。我访谈到的一个老人，今年七十二三岁，从外孙女出生就帮着女儿带孩子。带了一个月之后，她和女儿说，你每月给我点钱，我将来老了，你也没时间照顾我，我手里面有点钱也好办。她这是她能为自己想到的老年后路。这之后，她女儿每月给她2000块钱，当然这也是因为她女儿家庭条件不错。这样主动为自己的老年去谋划，我觉得这很好，我希望老人们可以更“自私”一点，多为自己考虑。

原报道阅读链接：【三联生活周刊官微】https://mp.weixin.qq.com/s/dGpIK2jZjdAkNs8x3gooQ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