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好教授潜心学术20余年，覃思精研，笔耕不辍，共出版专著10部，750万字；发表论文150篇，其中南大核心（CSSCI）期刊80余篇，多项成果填补中国魏晋文学研究空白。特别是年届六十之后的最近8年，就出版专著6种，近500万字；发表论文70篇，其中包括《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南大核心期刊43篇，在攀登中国魏晋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彰显了治学大家的不倦追求。

作为中国魏晋文学研究的领头人，刘运好的治学之路处处彰显着学者为学术理想刮摩淬励的诚挚追求。

笔耕不辍，潜心笃志

根据北京一家网站的统计，2010至2020年，关于魏晋文学与学术的五项研究，刘运好就占据了三项第一，一项第二，一项第三。如此斐然的治学成就很难让人想象如今魏晋文学研究的领头人刘运好在20年前知识结构中最为薄弱的正是魏晋文学。

他选择研究魏晋文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魏晋文学正是他知识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希望通过潜心研究，弥补自己知识结构的短板。“治学一定要建立完整的知识结构，不然有了弱项，知识结构不完整，将来的研究就走不远。”这是刘运好与青年教师经常讨论的话题。学者治学正要迎难而上，潜心笃志，方能成就学术理想。

当然，因“好奇”而产生兴趣，也是他选择魏晋文学研究的另一原因。“三国时期人才辈出，诸葛亮曹操各有智谋，为何偏偏是司马氏统一了三国？”“在中国文化史上，为何魏晋被称为‘文学自觉’时代？”“在魏晋文学研究中，建安文学的研究十分充分，为何两晋文学的研究仍然非常薄弱？”正是带着这样的好奇，刘运好踏入了对魏晋历史与文学的研究领域。

确定研究方向后，刘运好从原始文献入手，反复查阅翻读，决定从陆机、陆云、王羲之、支遁和慧远这几位颇具影响力的人入手研究。这一研究就是20年，截至今年，刘运好除了已发表的150篇论文外，还申报了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项目14项，出版了《陆士衡文集校释》《陆士龙文集校释》《曹操集》《王羲之集校释》，另有《魏晋经学与诗学》《陆机陆云考论》《文学鉴赏与批评论》《魏晋哲学与诗学》《先唐文史考论》《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等专著10余种。

谈及自己的学术成果，刘运好最为自豪的便是《曹操集》。《曹操集》是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等组织的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意在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学术，面向大众，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当代读者。如此重要的编撰任务对解读人提出的要求很高，“在专业高度上有同行审核要求严格，在通俗度上要求为中等教育水平即可读懂”，为此刘运好精心撰写、谨慎解读。甚至在除夕之夜，编委会办公室电话慰问时，他仍在伏案写作。这种孜孜治学的精神受到了“百部经典”编委会的充分肯定，在给中宣部的工作报告中，作为典型事例特别加以汇报。《曹操集》出版后受到著名学者、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百部经典”编委会主任袁行霈先生的高度评价：“《曹操集》有根有据，解读很有说服力”。国家图书馆特地来函致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对刘运好潜心著述的充分肯定和对图书质量的高度认可。

如此成就皆来源于刘运好一贯秉持的潜心治学、苦干实干的精神，治学20年间，从未懈怠，笔耕不辍，直至年届六十之后，仍然孜孜不倦，勇攀学术高峰。

刮摩淬励，厚积薄发

刘运好于1979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读书时，在前辈老师的引导下，我就做起了五彩缤纷的学术梦想。”然而，刘运好的治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83年，刘运好大学毕业时以第一名优异成绩考入西北大学唐宋文学研究生，但出于家庭与环境的原因，使之与学术之路失之交臂，被分配至六安师范学校从事教学工作。

“但是当一名高校老师仍然成为我破碎的学术之梦中唯一残存的一个亮点。”在学术园地外盘桓十三载，刘运好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学术理想。那时，恰逢国家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专业教师奇缺，凭借自己曾考上西北大学研究生的经历，刘运好受到多个学校的聘请。“那时教授哪一门专业课不是我自己所能选择的，缺哪一科的专业老师，就请我上，我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他先后在六安各类高校的中文专业中分别讲授过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化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写作教程等多门课程。“虽说是临时聘请，但是认真教好每一门课却不能有丝毫马虎！”刘运好在大学读书时尤爱先秦两汉、唐宋文学，用功颇多，其他时段的文学却基础薄弱。于是他就遵循“勤能补拙”的古训，在备课上狠下工夫。除了系统阅读众多古籍，背诵和赏析文学作品、理清文学史发展线索及每一个节点外，他特别注意学科前沿知识的汲取、消化和吸收。备课时，六安师范图书馆有限的几种杂志也成为他了解学科前沿的窗口。这样艰苦的训练将自己训练成为万金油式的“通才”。在后来和青年老师的讨论中，刘运好反复强调“要以学术研究的态度教学”。正是鉴于这段特殊的教学经历，不仅为他后来以优异成绩考上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而且对他后来专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以及别集校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博士毕业后，刘运好回到母校安徽师范大学任教，才真正进入学术研究。他的研究领域也由纯粹的文学文献研究向文学与学术边界研究不断拓展，在整理出版了“二陆”文集后，刘运好开始专心研究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经学与诗学”。

在研究经学与诗学关系的过程中，刘运好发现有两个学术领域根本无法绕开：一是玄学，一是佛学。说来也是机缘巧合，他在六安师范工作时，由于没有进入系统研究，读书颇为庞杂，却有两件小事对他后来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个是在一次卖废品时，刘运好用自家的废品换来两本对此后研究颇为影响的旧书：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与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他对玄学兴趣特别浓厚，反复阅读，直至烂熟于心。另一个是在六安师范工作期间，因生活压力常常失眠，那时他在书店买下已经出版的南怀瑾系列佛教著作，每当夜深人静，就以阅读佛教著作作为疗愈失眠的良药。何曾想到这不经意的两件小事，却成为他后来研究玄学和佛学的基本门径。

后来，刘运好通过专门研究，不仅在经学上推倒了泛滥于学界的皮锡瑞的魏晋经学“中衰说”，而且在诗学上提出了以经学为体、以玄释为翼的“一体两翼”的理论观点，同时认为“经学化诗学”是中国诗学最具有民族话语体系特征的一个理论建构。

“我简单地梳理了一下我六十岁（2015年）以后的研究成果，自己也吃了一惊。”八年时间，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他自己总结说：“这固然与我六十岁后心境渐趋平淡、潜心于学术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我早期孜孜追求、日积月累的结果。”

刘运好的治学之路在2015年后开始步入顶峰，大部分的学术精品都产于这一时期。其中最新出版的《陆士衡文集校释》《陆士龙文集校释》虽是原先“校注本”的修订本，却恰恰体现其厚积薄发的治学特点。

他第一次撰写《陆士衡文集校注》《陆士龙文集校注》时，前后花费了七年之久。由于初入治学之道，知识积累不够，加之古籍整理经验不足，他只能以“人一能之己百之”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七年间，他几乎没有上床睡过一个囫囵觉。实在困倦了，就躺在沙发上打个盹，醒来再继续工作。那时，电子搜索引擎还没有如今这般发达，每一个典故史乘、文字训诂他只能在历史文献、字书词典中查阅。《汉语大字典》以及经典文献，他翻烂了一本又一本。“那时候真的是不分白天黑夜，苦啊！”回想起最初的治学之路，刘运好颇为感慨。后来的两次修订，虽然在内容上有“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对于他来说，因为日积月累，学问已能随心裕如，前后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顺利完成编撰任务，“我真佩服自己当年所下的苦功夫！”

秉承师训，不断攀登

刘运好1996年9月负笈南京，师从著名文史专家郁贤皓教授攻读古代文学，郁贤皓教授的治学理念对刘运好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刚回安徽师范大学工作时，刘运好在学术研究方向的选择上，也曾有过迷茫。“我的老师教导我，不要去跟别人写商榷文章，做学问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论，要建立自己独有的学术体系。”在这样的治学理念指引下，他怀抱“辟新路，丰后学”的学术理想，不仅把“二陆”研究做到了极致，填补了魏晋文学研究的空白，而且他在“一体两翼”“经学化诗学”的理论观点引导下，也建构了具有个性特点的魏晋经学与诗学的理论体系。

在治学方法上，刘运好贯彻了老师传授的“彻上彻下，彻里彻外，彻头彻尾”的十二字方针。即在研究过程中要把纸质文献与金石考古结合起来，追根溯源，考据严谨；研究人物不能单从人物本身进行评价，而要将人物放在历史与时代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研究历史事件，不能违背历史语境，断章取义，历史是一条无法切断的长河，研究事件一定要追溯因果，重点关注历史的节点问题。

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刘运好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在陆机文集校注出版之后，刘运好在作品误收与底本选择上受到了同行的异议，这引起了他高度的重视。此后在做文集校释时，他特别注意两点：第一，一切电子版所涉文字一律回归纸质文献；第二，举凡校勘，必亲自搜罗诸种善本，不可相信耳食之言。做陆云集校注时，有的版本藏于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他就亲自去台湾查考。第二次修订二陆文集校注时，又抽换了原来所使用的底本，一一重新加以勘校。繁重的工作与精细的考证，使他一度患上肘肌肉劳损症。刘运好笑着自我调侃说：“看来，燃烧的学术激情也仍然不敌岁月对生命机能的侵蚀啊！”

“回顾走过的学术之路，我深深感受到三点：第一，学术研究要有明确的目标意识、深厚的家国情怀以及历史责任感。宋代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学术的意义，也是学术研究者的使命。第二，学术创新需要深厚的积累、丰富的阅历、深刻的思考以及驾驭语言的能力。刘勰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这是学术创新的基本规律。第三，学术动力源于超越功利的精神满足、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如王羲之所说：‘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从泡在图书馆里一本本查阅《报刊目录索引》而确定研究方向，到建立自己完整的学术理论体系，刘运好用自己的治学历程诠释了“下硬功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的学者风范，更是用实绩向我们展现出他对学术理想不断攀登追求的治学精神。

“我踏出了一条小路，哪怕是窄小的泥巴道，也是为后面修建水泥大道开辟了方向。”每一次著作的修订都饱含着对学术理想的不懈追求，每一篇论文的发表都蕴藏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深热爱。刘运好细数着自己的作品，讲述他未来的学术计划，“我这辈子以后就守着这诗学与经学、诗学与佛学领域了！”

曹丕《典论·论文》把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刘运好教授的学术理想正是学以致用，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贡献一己之力，这也成为他孜孜不倦、不懈攀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