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1535—1614年），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字汝默，号瑶泉。他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三月殿试第一，以状元入仕；万历十一年（1583年）四月接任内阁首辅大学士，主持朝政，是明代为数不多的“状元首辅”；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因“争国本”一事，被言官交章弹劾下台。

申时行一生著述颇丰，有31卷本和68卷本的《申文定公集》存世，分别馆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日本京都大学等处。同时，由于申时行当时社会地位较高，影响较大，因此他的部分著述也得以单独刊行，广为流布，比如《赐闲堂集》《书经讲义会编》《召对录》《升储汇录》等。其中，12卷的《书经讲义会编》（以下简称《会编》）是对申时行为明神宗朱翊钧授课讲章的萃取，集中体现了他对儒家经典《尚书》的理解和阐释，也深刻反映出他参与中国传统社会治国理政的思想渊源和价值基础。

（一）

“恭俭好礼”的申时行与神宗的关系一直保持融洽，彼此感情也较万历一朝其他辅臣更为持久深厚。虽然他并非神宗的蒙师，但却是承担课程最多、侍读时间最长的师傅，在朝夕相对间，深得神宗的器重，故而被尊称为“元辅先生”。基于此，申时行对神宗的教育辅导倾注了大量心血，希望自己能够将神宗培养成一代明君。而在中国古代的帝王谱系中，“德治”无疑是明君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因此，“德治”成为贯穿《会编》全书的核心价值与根本旨趣。诚如该书开篇所指出的，尧帝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最早最具影响的圣君，“以其有盛德为之本耳”。申时行还通过对《尚书》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进行演绎，将君王之“德”比喻成承载天下的容器，四时变化、家国庙堂、士农工商都应该“用德以怀之化之”。如此，天下方能太平，百姓得以安定，王朝也可江山永固、世代相传。

至于如何“德治”，申时行又进一步指出，为君者要从“修身”“知人”“安民”这三个方面着手，积极蓄养“君德”。所谓“修身”，就是要克制私欲、勤于理政。在《会编》中，申时行列举了大量案例教训，提醒神宗切勿因一己私欲导致四海纷乱，也不要因贻误国事而埋下祸患，克己复礼、敬天修身，积极追慕圣贤周公所倡导的“君子所，其无逸”的道德境界。所谓“知人”，是指作为最高统治者，要“亲贤臣，远小人”，知人善任，将真正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优秀官员选拔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分职任事、各尽其责，皇帝则可“垂拱而天下大治”。反之，选拔任用之官员德不配位、力有不逮，则极有可能导致朝廷中枢决策运作的迟滞甚至失误。除了做好“修身”“知人”，还要实现“安民”。

（二）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确保广大农户的耕作时间成为维系政权统治稳定的关键要务，即所谓的“使民以时”。但贯穿历代王朝始终、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恰恰证明了统治阶级很难真正做到“使民以时”。因此，作为帝师的申时行高度重视民本思想，在《会编》和经筵讲章中反复提醒神宗，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沉浮，“民心似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可不慎。而君王要想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就应当视百姓的好恶为上天的好恶，再以此作为调整统治策略的依据，逐步实现君民之间“上下无间，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也”。

作为内阁首辅，申时行在现实中也敢于抗拒劝谏神宗任意压榨剥削小民的旨意，积极践行民本思想。比如，万历十四（1586年）五月，神宗假借筹办皇六妹婚礼之名，大量征调国库和民间的金银珠宝、珍贵香料，朝中大臣屡谏不从，申时行则通过内阁揭帖居中协调，反复陈情，得以免之。万历十六年（1588年），外派的中官在北部边关发现多处银矿，神宗大喜过望，急于开采。但申时行认为，边关气候恶劣，土地肥力匮乏，老百姓的生存已经很艰难了，一旦大规模开发银矿，必然进一步加剧人民的负担；如果银矿开发再引起关外部族的觊觎，更会引发边疆安全危机。最终，神宗采纳了申时行的劝谏。

（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但王朝实际运行的内在逻辑是“外儒内法”“王霸杂用”。尤其是一些身负中兴使命的君臣，往往尊奉法家，强调“严刑峻法”“综核名实”。与之不同的是，申时行在辅佐神宗执政时更倾向于“明德慎刑”，始终强调治理国家还是要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他在《会编》中表示，即便是确须施刑，仍应“合乎人情、宜乎世变”，严格遵照国家律法和具体情由，斟酌损益，慎重量刑；切不可主观臆断、任情尚气，更不能将律法刑罚视为贯彻个人权力意志的工具。一旦刑罚不当，致残者无法复原，致死者更不得复生，长此以往势必会积累民间的怨气，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进而引发政局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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